龚浩成，著名金融专家。1927年出生。长期从事金融证券研究和管理，曾负责筹建交通银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上海外汇调剂中心。1979起历任上海财院副教授、教授、副院长，1984年起历任人行上海分行副行长、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上海副局长、局长，1992年起任上海证券交易所常务理事，1995年起任上海证券期货学院院长。在任上海市市长期间，经常深夜打电话到龚浩成家中讨论金融工作。
人物事迹
在欧阳大厦17楼，了诸多上海金融xxx的龚浩成，神采奕奕地向记者讲起20年多前筹建上海外汇调剂中心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本报记者 施培琦 摄
■时刻:1990年12月19日
■人物:原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
■地点:黄浦15号
中山东一23号、现中国银行大楼，最初是中国人民银行的办公地。上世纪十年代，正是从这里发出了一系列金融创新的指令，引领上海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方向一步步迈进。本报记者施培琦实习生贺佳颖摄
1988年，上海成立了外汇调剂市场;1990年，上海成立了证券交易所;就在这段时期，上海有了xxx个证券公司、xxx个股份制银行、xxx个信用评估机构……在采访这些xxx单的时候，有一个名字一再被提及--龚浩成。他是筹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三人小组之一，是筹建交通银行的主要，还是友邦保险进入上海的推动者。
凑巧的是，在按年代梳理已经见报的xxx单时，突然发现大多数的金融创新都集中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而那段时间担任央行上海分行行长的也正是龚浩成。
30年过去了。回过头看，上世纪十年代正是最洋溢的年代，正是那个年代的一系列大动作，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最初的雏形。
康平会议定调三人领导小组筹建上证所
龚浩成了上海金融太多的xxx。2月底，在欧阳大厦17楼，龚浩成向记者讲起了20年前的上海金融往事。
龚浩成今年已经83岁了，看上去很好，声音洪亮。谈起当年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过程，龚浩成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说起上证所的建立，不能不提的是著名的康平会议。上世纪80年代末，上海出现了外资撤资现象，上海的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也因资金的撤离而面临着中途停工。龚浩成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形势异常的严峻，世界的目光注视着中国，揣测中国下一步的怎么走?向哪里走?
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89年12月4日，在康平市委小礼堂，时任上海市市长主持召开了市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开了一整天，专题讨论金融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也从赶来参加会议，龚浩成及另两位金融专家华东师大的陈彪如、上海财大的刘波也应邀到会。
会议主要研究两个问题:一是面对外资撤走，如何加快金融?二是建立证券交易所以及引进外资银行的问题。对于引进外资银行，大家没有。会上争论xxx的是有关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议题。最后，主持会议的拍板:老龚搞了再说，慢慢扩大。会后，成立了由李祥瑞、龚浩成、贺镐圣3人组成的筹建上证所领导小组。要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搞证券交易所确实风险很大。不少人对龚浩成说:老龚，千万不要搞这个，将来中国的资产阶级就会从这里产生。
压力非常大，龚浩成回忆道--当时，对我和李祥瑞说:你们两位不用害怕，出了事我和刘鸿儒负责。你们两位还在第二线呢!一年后上证所成立了，我遇见又提起这件事，朱告诉我，在筹建上证所之前，他曾当面向报告过，说:你们办吧，办了再看。办了不好，我们再改嘛!
证交所办成关键有权向直接汇报
三人小组成立后，筹备工作紧锣密鼓地了。那个时候我们兵分三筹备交易所。一负责制定法规章程，参与的人员有冯国荣、王华庆、王定富;一由尉文渊负责找地方、装修等具体筹备工作;还有一人马直接对三人小组负责。后期楼继伟等都参与了进来。
将近20年过去了，龚浩成对筹备上证所有了更深入的思考。现在看来，这件事情能做成有两个很关键的因素:其中一个是三人小组直接对负责。我们3个人分别来自央行、交行和体改办，如果按照正常流程，每个决定都要通过各自单位的党组讨论，那么决定一件事情必然要花费不少时间。更何况如果大家意见不一致，那就更麻烦了。这个时候直接汇报的好处就出来了，可以不必受别人干扰，可以不必顾虑单位意见，事后再寻求统一。这样就xxx加快了办事的进程，减少了阻力。
另一个因素就是大胆创新设计了大小非制度。龚浩成表示，如果当时不搞大小非，中国股市不要谈什么突破，连存在的可能性也不会有。即使在19年之后，龚浩成忆及至此，对上海人办事的个中智慧还颇为自豪。龚浩成说，这就是中国特色。
向野村证券取经带回两箱书写出6篇论文
采访之前，记者看了不少关于筹备上证所的文章。很多文章都说筹备的时候一切都是自己摸索的，并没有去国外取过经。龚浩成告诉记者，事实并非如此，至少在行长这个层面，其实已经做了大量的调研和准备工作。早在1986年，刘鸿儒就组织了央行全国13个分行的行长专门到日本野村证券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习，费用全部由野村证券承担。
或许是经常思考的缘故，83岁的龚浩成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居然能够一个不漏地记起20多年前的13个分行的名称:有江苏分行、南京分行、苏州分行、广州分行……去学习的主要是沿海地区的分行，都是一些在接下去几年中可能会成立交易所的地方。可以想象，在即将到来的大浪潮中，各地的行长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从野村证券回来以后，龚浩成对怎么搭建证券交易所有了完整的认识和充分的思考。从日本足足带回来两大箱子书啊，光是怎么筹建交易所的论文就写了6篇!
受深圳办汇市
除了证券市场，在龚浩成当央行上海分行行长期间，还筹备了另外一个重要的市场--外汇市场。龚浩成回忆说，上世纪80年代末的时候，国内的外汇非常紧张。紧张到什么程度呢，龚浩成讲了个故事给记者听:当时我们30几人一起去美国参加世界银行经济学院的一个项目管理培训，美国方面给我们每天100美元的生活补贴。那是上世纪80年代啊，每天100美元的费用应该说是相当高了。可是事实上，我们每天的零用钱是不可能拿到那么多的，而仅仅只有2美元，剩下的98美元都必须交回给国家，因为当时国家外汇实在紧张啊。
在这样的局面下，龚浩成当时有了很明确的一点想法就是，外汇市场一定要办。但是具体怎么办，还不是太清楚。很少有人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小典故，促成上海外汇市场起步的居然是深圳一家。
那天我在看深圳一张的时候，看到一篇文章在讨论能不能进行商品调剂。突然灵光一闪，对啊!调剂，外汇能不能调剂呢?先在企业之间进行调剂，这样就不涉及到外汇流失了。就是受深圳上这篇文章的，上海的外汇调剂中心就此起步，慢慢成长为今天的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记者手记
要在上海把金融市场一个一个搞起来
1947年，刚刚踏入大学校门的龚浩成xxx次接触到了经济学理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龚浩成依然清晰地记得那些带给他养份的学界大家，一切仿佛都发生在昨天。学了那么多东西，我只记得三个人:亚当·斯密、凯恩斯和马克思。
在这3人的引领下，龚浩成很早就有了的思想。上世纪80年代初，龚浩成还在上海财经大学做系主任时，上课时就足足讲了3个小时的证券。我上课是有些的。当时其他老师都反对啊，他们认为上课就应该按教学大纲嘛，怎么可以讲这些呢?那个时候，龚浩成已经在校园里开始了对市场经济基本理论的最初。而一批批听着课程长大的学生们，如今正在上海各大金融机构里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学校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基础，来到央行做行长的龚浩成当时思很清晰:市场方面，要把证券、外汇、拆借、贴现等市场一个一个搞起来。每年办1-2个创新的东西，把国外有、我们没有的东西全部做起来。体制方面，打破央行大一统格局，让工、农、中、建承担起了更多的职能。
评价
现在看来，正是这些创新为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奠定了最初的基础和框架。退休20多年的龚浩成至今还有一个遗憾，他告诉记者，有两个市场是他当年一直想做却始终没有做起来的--一个是贴现市场，另一个就是离岸市场。这两个市场没能做成，实在是太可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