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是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的两个不同层次。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微观经济是宏观经济的基础，宏观经济的良好状况是微观经济活动得以顺利进行的必要条件。
社会经济活动本身就是一个整体，宏观与微观之间，生产、流通、分配、交换的各个环节之间都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计划和市场是两种不同的经济调节手段。在现代社会化商品经济条件下，只有合理运用计划与市场这两种配置资源的经济手段，才能更有效地实现社会生产按比例发展。计划与市场两者，市场处在更基础的位置，计划则是在市场作用下发挥宏观调节功能和微观指导功能。只有将计划和市场有机结合，才能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国家特别需要用宏观经济法律手段进行调控。
宏观经济是与微观经济相对应的概念。市场经济中以个人、家庭和企业为单位进行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活动即是微观经济。现代市场经济虽然仍以单个微观经济主体为基本单位，但随着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商品交换日益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体行为，而日益呈现出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整体特征。个人财富、家庭福利和企业利润的增加，已经不再单纯地取决于自身的努力，还必然要依赖于整体经济状况，整个经济运行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总量、综合和全局性特征。
（1）公共产品的特性需要国家来提供公共产品
（2）由于市场的不完全性、不完善性，信息的不对称性以及外部效应的存在等“市场失灵”问题靠市场自身是无法克服的。
（3）为了避免市场经济运行陷入无调节的状态，需要国家采取公共供给、公共引导和公共管理的方式调节微观经济，以弥补“市场失灵”。
国家管理微观经济的范围很广，主要有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行业管理、市场管理、价格管理、经济合同管理、广告和商标管理和劳动力市场管理等。
（1）国家是以经济活动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的身份来调节微观经济。
（2）国家是以执行经济活动规则的仲裁者来规范和管理市场交易和市场运行过程。
（3）国家是以经济运行过程的调节者的角色对微观经济运行过程进行调节和引导。
（4）国家是以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者控制微观经济。
温家宝讲微观经济的重要性一是建立在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基础上；
二是建立在按劳分配为主体、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基础上。
（2）国家对微观经济的调节不仅是管理微观经济，而是作为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产权的所有权的主体，具有所有权主体的功能，其控制经济的活动范围大及承担的功能多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3）具有不发达国家经济调节的特征，国家在调节时
一是更加注重培育市场、完善市场，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良好经济环境；
二是更注重积极引进先进技术；
三是更强调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的福利状况；
四是更强调提高人口素质；
五是更高度重视防止污染，保护生态平衡。
这当然和两位总统侯选人的宏观政策偏好有关。但据香港财经作家林行止分析，虽然共和党、民主党在政纲方面是大吹法螺，且各异其趣，却在经济政策上都带有“供应经济学”的痕迹。众所周知，“供应经济学”曾在里根时代大盛其道，其理论依据是拉弗曲线，即税率超过一定水平，税收开始下降。因为税率太高，个人和企业失去赚钱诱因，他们不工作不投资，交税的人少了，高税率便有低税收的效果。因此，有的供应学派人士曾将二战后的英国衰落和日本崛起，归因于唐宁街和通产省在税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尽管拉弗曲线的正确性被人争议不休，但供应学派的精髓则是鼓励企业家（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的创造性和改善民间经济发展环境。所以，民主党尽管没有共和党“供应学派”来得明显（后者的减税方案直接明了，主要是入息税一刀切，减至15%），不过，却推出了许多很实惠的建议，如受薪者每年有一天的“带薪离职”的特别假期；在鼓励人力投资的前提下，大专学校的学杂费及企业培训员工开支均可获减免税，等等。这一切看似轻描淡写的方案，实质是和上述供应学派刺激民间经济发达的精神暗合的。
是拉选票的手段也罢，是有所作为的雄心也罢，这些经济政策取向无疑迎合了美国的实情。美国经济在80年代后期，终于从日本手中夺过了世界xxx，奥妙在哪儿？一个主要的原因便是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再度得到了弘扬，通过新产品的供给，创造了自己的市场需求。如当代世界上最优秀的产品——个人电脑，便是乔布斯、盖茨等在商用电脑之外独辟蹊径，在未有市场之时就开发的一种产品，然后为它创造一个市场。
而在70年代、80年代初最富有传奇的创造市场标准的故事，恐怕是索尼袖珍式收音机了。索尼总裁“异想天开”地想创造一只缩小到能够装入衬衫衣袋中的袖珍式收音机。但经过几多挫折后，缩小至极限的收音机仍不能装入正常的衣袋中。
最后，退缩的不是索尼，而是衬衫市场：因为索尼创造了一种新的商机，于是开始生产超大口袋的衬衫。
最能反过来说明索尼精神可贵的，是松下电器公司。松下在设计、制造以及在全球销售方面具有卓越的才干，销售额5倍于索尼公司，比索尼多27年的经验。但人们却并不认为它典型地体现了赋予日本增长奇迹的企业家精神，因为松下只有模仿的机智。如索尼生产了“贝塔马克斯”——世界xxx台大众化录像机，而松下认识到，顾客实际想要的是8小时，而非3小时的录像机，于是制造了能连续播放8小时的录像机，趁势主宰了录像机市场。
唯其如此，美国作家型的经济学者乔治·吉尔德就认为，日本出口产品之所以获得成功和受人欢迎，根本原因在于索尼的创造市场精神。如果日本仅仅采取松下的经营方针，仅仅出口有赖于日元贬值、政府补助的低价推销世界其他地方设计的产品，世界各地公众的愤懑早就像烈火一样燃烧越来。而只有“当索尼、卡西欧和山叶等富有创造力的日本公司拿出五花八门、光彩夺目的新奇产品时，几乎没有人感到受威胁；大多数美国人对之赞叹和感激。袖珍收音机，微型电视机，可用于计算税款并能模仿长笛和吉它音响的计算器，数码式照相机，沃克曼立体声耳机，能缩小和放大的小型复印机，能录间和报时的收音机、录像机，这些产品先前并不存在，它们创造了新的市场，新的财富，新的乐趣，供应这些产品几乎可以说是馈赠。它们引起人们意外的好感，带来远远大于其价格的享受，满足购买者自己未曾感觉到的愿望，使他们惊叹不已。”
（二）当“日本奇迹”出现时，许多人都将此归功于通产省和以大财团为首的“经团联”和“日经联”。但人们慢慢发现，无论这些计划权力官僚机构多么出色地预言了技术发展趋势，都应该明智地避免“雄鸡谬论”——“即认为日本的‘朝阳’工业之所以会从地平线上升起，主要因为通产省在‘喔喔啼叫’”。
更何况通产省事后诸葛亮的事件实在多了些。索尼是首先向美国购买晶体管技术的公司，但却被通产省拖了一年，理由是：“如果晶体管具有这么广阔的前途，那么为什么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的大电器公司没有申请购买这项专利呢？为什么通产省要给一个生产录音机的小厂分配外汇，及与此项技术引进有关的各种权利呢？”
通产省在日本汽车业的发展中，也犯了同样的错误。50年代，通产省的几个主要官员就反对投资于汽车工业，因为它意味着要大量进口钢铁和石油这两种日本最稀缺的资源。60年代，当日本开始试探性地向世界开启它的经济大门时，通产省特别担忧的是日本的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车工业——长期受到通产省制定的各项政策的保护，不受外国竞争的压力——会被通用、福特等外国公司的巨轮压得粉碎。他们建议日本的10家汽车公司合并为两家——日产公司和丰田公司，并且建议任何新的公司不要生产四轮车辆。
幸好日本的企业家拒不接受这种观点。在通产省取消汽车制造业的保护和补贴之后，三菱公司首先和克莱斯勒达成协议，一跃成为日本第三大汽车公司。通用汽车也购买了原通产省要求合并入三菱重工的五十铃公司的37%的股权。而原来生产“两个轮子”（摩托车）的日本本田公司却转产四轮车辆，并很快驰名世界。
（三）近来，素以高成长自豪的亚洲经济似乎有些步履蹒跚。1996年上半年，泰国出口仅增长7%，远低于去年同期的27%；韩国的经常帐逆差创93亿美元新高，财政部长被迫下台；新加坡受美国半导体需求萎缩之累，出口成长减退。马来西亚和泰国今年的经常帐逆差，可能分别占GNP的10%和8%，和当年颠覆墨西哥经济的逆差水准不相上下，于是悲观者发现了类似金融危机的苗头……
对此，经济学家科鲁格曼认为，亚洲新兴经济体已经失去资本和劳力密集的竞争优势，但一时间又无法提升技术层次和生产力，经济发展步伐因此紊乱。
其实，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为了寻求技术和产业升级，积极发展石化、汽车、消费性电子和半导体等产业，可谓不遗余力。但专家们指出，恰恰是亚洲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对目前的经济状况有很大的责任。以半导体产业为例，台湾和韩国一心想赶上日本，印尼、泰国和马来西亚又急于想成为下一个韩国、台湾，于是一窝蜂地上马。结果，没料到半导体的需求会急速下降，造成今年价格重挫60%，严重影响出口和经济成长。
于是有人又责怪亚洲的科技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场的需求，或一厢情愿地认为美、日会放弃半导体等产业而另谋发展。但，正如我们上述的通产省的“雄鸡廖论”，这些国家和地区也许最缺乏的是民间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四）在国内，关于微观经济问题的议论也已有多时了，沪深两地的上市公司情况也确实有所验证。1996年上半年两地A股公司的总体业绩低于去年同期水平。其中，平均每股税后利润，沪市公司下跌14.15%，深市公司下跌19.25%，沪深1996年中期亏损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的总数的7%，亏损总额共为5.5亿元，比去年同期的1.5亿元增加了26.5%。上海B股的金泰公司，中期每股仅盈利0.02元，市盈率达到570多倍，打破了B股市场的纪录。而且它作为一个新上市的企业（不到一年），就接近亏损，在股市中也十分鲜见。比较微妙的是，A股公司税后利润在0.10元以下的公司，沪市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别占各自上市公司总数的38.93%和36.42%。如果不制止滑坡的话，明年……
不错，在选择某些产业作为新一轮增长点上，在重点企业追加贷款方面，在高新技术的产业发展方面，在产权改革方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和行动，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在如何鼓励企业家精神尤其是中小企业家精神方面，却付诸阙如。
例如，中小企业创业的风险资本如何筹集？在间接融资方面，国有银行已被大量呆帐所困扰，贷款确实需要十分谨慎。这样，民间信用问题如何解决，就值得研究。在德国杜依斯堡大学讲学的汪丁丁博士认为，华人民间信用除了对较合适的利率非常敏感外，也取决于华人独特的家族人际关系，因此会遇到“信用市场半径”过小的困扰。美国加州商学院教授孙涤在考察温州的民间信用交易后，曾和我谈论过此事。他对台湾的私人钱庄做过精细的研究，认为应作客观的分析。孙涤调查了许多台湾的大企业家，他们几乎都承认，当时若没有钱庄的帮助，难以有今天的局面。因为在他们创业之时，同样面临着无法取得国营银行贷款的困扰。最近，复旦大学的张军博士也受北京天则研究所之托，前往温州进行民间信用交易的案例分析，我们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能修正我们以往的常识，拓宽我们的思路。
同样，在直接融资的资本市场上，也有一个对中小企业颇有助益的柜台交易问题。1994年底，我们在日本采访时曾遇见一家证券报的社长，他送给我们两本报社出版的有关柜台交易的书，并认为大力发展柜台交易是日本证券市场走出低迷的法宝。他说的可能严重了些，但柜台交易对中小企业有很大的帮助，却是不争的事实。道理很简单，中小企业一般是难以符合集中交易的上市标准的，而柜台交易的标准相对较低，能解救中小企业创业资金的燃眉之急。至1996年5月底，美国的上柜股票已有5,500家，远超过集中交易的2,000家。柜台交易当然需要健全的监管，台湾就有过类似的教训。但1994年11月，台湾店头市场改制重建后，情势大有改观，到1996年8月底，上柜公司从11家增至66家，上柜资本总额从数百亿元增至2,380亿元，开户数从1万户增至42万户。预计1997年底，上柜家数可达180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