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理论

西方经济理论对市场的理解历经四次深化：（1）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秩序；（2）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3）宏观经济学的“需政府干预”；（4）新制度的“产权明确是前提”。

古典经济理论的“自由放任”秩序

亚当.斯密以“个人满足私欲的活动将促进社会福利”为逻辑起点，推演出市场就是“自由放任”秩序。政府完全不能干预个人的追求财富的活动，也完全不用担心这种自由放任将制造混乱，“一只看不见的手”将把自由放任的个人经济活动安排的井井有条。也就是说，亚当斯密的市场概念重点在于强调限制政府对个人经济活动干预上。《国富论》也花相当的篇幅去抨击干预个人经济活动，限制个人经济权力（产权）的重商主义政策。以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也一直坚持自由放任的观点。

新古典的“完美”价格机制新古典在引入边际概念和数学论证的基础上，为新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建立了形式上“完美”的数学模型：一般均衡。在这个模型中价格是最重要的自变量，这一模型也可以叫价格机制。达到一般均衡的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资源在价格的指引流动的过程，所以，价格机制调节社会资源的配置。新古典的市场概念除了增加形式上“完美”以外，实质上并没有给古典理论增加新的思想内涵。也就是说，新古典“完美”的数学模型下的表皮下，依然是古典的自由放任秩序，“新”更是“新”在形式上。而且这种形式上的完美是以牺牲思想上深度为代价的，精美的一般均衡模型武断地抽象掉了“个人追求满足私欲的活动促进社会福利”的逻辑支撑。

上世纪的经济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迫使西方的经济理论家反思古典理论对市场的定义。最后的答案是，完全的自由放任是不行的，看不见的手有时并不存在，市场会失灵，政府应该对经济活动进行“总量”上进行干预，于是“宏观经济学”就诞生了。罗斯福也接纳了凯恩斯的建议，实施政府干预经济的“新政”。现在已经形成了在全世界基本达成共识的政府干预经济手段：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当然这些已经都谈不上“新”政了。

新制度的“产权明确是前提”同样面对市场失灵，科斯却给出了截然相反的回答，外部性效用问题无需政府干预，可以通过明确相关产权利用市场来解决。而张五常更xxx，他说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外部效用，只存在不明确的产权状态。无论如何，科斯给市场概念带来了xxx性的创新。他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的关键并不在于非人格化的机械的“价格机制”，而是在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权力（产权）。如果说古典经济学家阐释了“市场”是“自由放任秩序”，那么科斯就回答了怎么去实现“自由放任秩序”或者“价格机制”。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概念理解的变化的背后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每一种理论都是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之上，这些背景有些被理论创建这意识到，而更多的则没有意识到。意识到的部分被直接或间接地被创建者明确地作为假设，而没有意识到的则形成“隐含假设”。

斯密的对“市场”自由放任的定义，是建立在“个人追求私利将促进社会福利”逻辑起点之上的。也就是说，斯密把这一点当成他的市场概念的前提假设。既然把这一点作为前提假设，那么斯密一定在当时的他所处的社会观察到“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效果。也就是说当时的英国已经初步具备能够使“个人追求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制度特征。其实，“私利促进社会福利”的观点在斯密以前已经在英国存在，并非斯密xxx，他只是敏感地注意到这一现象，并以此推演出市场秩序。既然,“个人追求私利可以促进社会福利”的现象可以被观察到，那么，个人追求私利的活动一定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也就是说“自由放任的秩序”在当时也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的。这便意味着当时英国的制度是在相当程度上是支持“个人追逐私利”的活动的。支撑“个人追逐私利活动”存在需要什么的制度呢？这个制度应该具备两个特征：1）承认个人“私欲”；2）承认个人追求满足“私欲”所需要的财富的权力（产权）。

从另一个角度可以证明英国当时的社会制度的确具备这么两个特征。斯密写《国富论》时，欧洲已经历经了“文艺复兴”和正在进行“启蒙运动”。“文艺复兴”的根本意义在于打碎否定个人“欲望”和“产权”（这里产权的定义是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的基督教制度，企图建立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的社会制度，这便是所谓的现代社会制度。那么，承认个人“私欲”和“产权”便是斯密的市场概念的隐含假设了。所以这也是“经济人”概念的隐含假设。尽管，斯密并没有明确地提到“产权”的重要性，而实际上他的《国富论》的主旨就是要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因为他激烈地反对政府干预个人追求财富的活动，激烈地批判当时存在的“重商主义”政策。这实际上就是在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当时的社会精英以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为目的，以国家利益为借口，游说当时的政府实施严重干预普通人经济活动的，严重破坏普通人的“产权”的重商主意政策。所以，反对政府干预，反对重商主意就是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了。

新古典的市场概念只是形式上“完美”了古典市场概念，没有思想上的实质的深化，也就是说，马歇尔时代的社会环境还基本类似于斯密时代的社会环境，斯密理论的假设和隐含假设在马歇尔时代依然成立。19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实际上意味着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一个重要变化，从供小于求的社会过渡到供大于求的社会。古典经济学家大部分都是悲观的，他们都小看了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其中最著名的便是马尔萨斯了，他认为人类没有能力创造能够填饱自己肚皮的财富。斯密尽管没有马尔萨斯那么严重，但他能要小看了人类的生产能力。所以，他把短缺经济隐含地当成他市场概念的又一个假设。1920年代的“大萧条”实际上是人类首次面对生产能力出现超过“社会需求”的慌乱表现。当然，种过剩是“相对”的，是相对于“有效需求”的。凯因斯实际上是发现这个隐含假设的情况下，修正古典的市场概念。也就是说，凯因斯xxx不是反对“自由放任”秩序，相反，他是企图利用适度的“政府干预”更好的保障自由放任秩序。斯密所遗漏的“产权”终于在上世纪中期被科斯发现。历经了近200年的发展，英美社会中，政府干预个人经济活动的状况已经xxx小于斯密的时代了。所以，明确和保护个人产权的主要针对对象也早已不是政府干预了，从凯因斯起古典的自由放任已经被冠以“保守主义”。这里的“保守主义”是强调xxx自由的。科斯也正是再思考“外部性效应”问题时注意到“产权”的重要。而科斯的归宿和斯密是一致的，可以说是殊途同归。科斯认为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是出在相关产权的不明确上，明确了相关产权以后，无需政府干预。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建立在上文提及的承认“私欲”和保护“产权”的制度的隐含假设一样，科斯对产权的阐述是不到位的，产权的大部分含义隐含于那个隐含假设之中。